[19]实际上，立宪者在将城市土地收归国有这一问题的认知存在故意的偏差。

由于环境包括海域、林木、水体等有体物，也包括看不见、摸不着的生态功能，因此，三套稿子应当把环境细化为有体物（如土地、林木等自然资源）和无体的生态功能。按照杨立新教授的建议稿规定，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自然人、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规范法律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其二，土地、山林等可作为不动产，但一些生态功能具有财产价值，应当确认其财产权，并规定其视为动产。四是三套建议稿都把动物作为动产来对待。物 按照中央的安排，有关单位正在组织起草《民法典》建议稿。建议采取以下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在各自的第一章一般规定中，做出对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原则规定，然后在权利客体或者民事权利客体一章中，把环境作为特殊的物对待。法律对动物有特别保护的，依照其规定。

二是动物和环境作为民法规范的特殊对象，如法律关系的特殊客体，应当有哪些特殊的民事法律要求，如中国法学会建议稿规定：动物的饲养人、管理人应当提供有利于其正常生长、繁殖、医疗、救助的条件和措施，不得遗弃动物。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建议稿甚至没有涉及生态环境。在行政诉讼与行政审判极为活跃的情况下，德国产生了公法权利这一概念。

法的统治是指法的统辖权威，通说界定为法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实质法治主义虽然受到了包括宪法在内的更一级规范和价值的制约，但既不意味着弃绝形式法治主义的全部，也不意味着回到严格的国会保留时期，授权立法势在必行。它是行政法上的权利，而非宪法上的权利。继之而其的实质主义法治肯定宪法及更高一级法价值的规范权威，立法须受宪法限制，法律保留的内涵发生变化。

美浓部达吉将议会主义等同于立宪主义，议会最高，法律至尊，议会法律取得了与宪法相同的地位，本身并不受约束，[38]但其法治主义内涵中的人权保障透露出二战之前日本法治概念的一丝曙光。强化法律保留有如下四方面内涵：其一，立法者须受宪法限制。

就后者而言，须关注价值，防止恶法的肆虐。十九世纪大部分和二十世纪初，盛行于德国的是依法行政概念，而非依法律行政。随着形式主义法治的终结、宪法的成文化以及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法治逐渐注入抽象的法价值和作为实体规范的宪法，宪法成为约束普通法律的上位规范和基础规范。[37]以美浓部达吉和佐佐木惣一为代表的民权派与以穗积八束、上杉慎吉为代表的官僚派是论争的两极。

换言之，宪法精神须有所附丽，技艺理性不应受到轻视，否则，尊重宪法就会流于空泛，虚无主义的老路在所难免。如果可以说，存在法治‘成年的时刻，政治我看来，就是国王承认《权利请愿书》之时。他将法治归纳为三方面的含义：第一，非经国内的通常法院以通常的法律方式确定其为明显的违法外，任何人不应受到处罚或在法律上使其遭受肉体或者财产的损害。这是由成文宪法的人民性决定的。

其二，立法者须受限制。[24]并且指出，此时法治国尚包含着自由观念，或许是受康德的影响，认为暴政或者警察国家应当由那种除了维持秩序和处理对外事务之外其他方面均无所作为的国家取而代之，后者有时被称为法治国。

早就有人指出，在宪法尚未成文化时期，美国法治概念中所蕴含的高级法背景。虽然我国的法治国家不可能是形式主义法治的中国延续，但须继承其杰出成果，在坚持实证主义方法的同时，承认宪法是法律，人权保护是法治的核心内容，重视法院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发展具有地域和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它是一种法律上的创造，并被行政法所保护，其所对应的是行政机关对个人权利的侵害。五是 制定法的理性是创制和发明，普通法的理性是发现和宣示。当时的主流并不接受这一观点，英国学者认为柯克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并不彻底清楚，似乎有可能是判决之后的补充说明，是否反映他的真实观点也不明确，并且是导致王座法院首席法官的解职理由之一。[25]这意味着彼时德国法治国是一种消极的自由主义，行政权在法律授权之下取得了支配地位。[12] [英]W·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34页。[44] 参见郑贤君：《基本义务的宪法界限：法律保留原则之适用》，载《长白学刊》2014年第三期。

[⑨] 当时宣布一项制定法因违背了普遍接受的权利和理性而无效。形式主义法治大行其道，[35]在奠定了法律科学性的同时，也为日后法律专制和纳粹极权统治提供了法理基础。

[39]《联邦党人文集》进一步将这些权威统一到人民。这一原则，特别见于基于租税法律主义而制定的相应法律之中。

还有一批人借助理性和正义反抗英国国会的税收法律，认为这些法律的通过是在没有他们选派代表参加的情况下通过的，这些法律不能也没有代表他们的意志，因而是违反理性和正义的，也是不能被遵守的。法治一词入宪，凝聚了一代学人的不懈追求和智识努力。

作为法治原则的下位概念，法律保留明确了法律之于统治的权威，其在另一方面则是确立了干预行政的正当性，行政机关在有法律基础和授权的情况下可侵害个人基本权利。那些曾经受英国法训练的人士利用其所学反对他们受教育的传统，包括托马斯·潘恩、亚当斯等。[24] [英]W·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34、35页。后者，法治破除了君权神授的威权，奠定了王在法下的基石。

或许可以争辩说，英国仍然存在法治，但是这个法乃是随时都有可能改变的法。[48] 参见蔡宗珍：《法律保留思想及其发展的制度关联要素探微》，台大法律评论，第39卷第3期，2010年。

这一过程与反抗母国的殖民统治密切相连，且是通过求助于根本法的概念来实现的。里根时期的司法部长，曾经提出和极力推动宪法文本主义的米斯指出美国社会的同样现象，说明轻视宪法文本文字是一种顽疾，根深蒂固，且具有普遍性。

依法行政则不同，此处的法不仅包括实定法，而且包括抽象的法的理念，不仅包括议会制定法，还包括行政机关制定的对外具有普遍拘束力的法规。[32]亦即缺乏宪法约束的法律保留原则固然肯定了法律的至上性，但却为行政机关的恣意提供了法理基础。

作为大革命的重大成果，人权宣言的诸项原则一直具有凌驾性，成为制约理性和议会立法的力量。[41] 参见[英]詹姆斯·C. 霍尔特：《大宪章》，毕竟悦、李红海、苗文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页。这一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也有差异，源于帝国时期和魏玛宪法时期的不同制度，议会及其法律所承当的不同地位。就前者而论，我国法治国家必须坚持对形式法律即实定法的尊重。

同理，德国法治国之下的行政法与法国如出一辙，同样发达。必须认识到，法治原则的提出是欧洲中世纪社会结构之下的特定语汇，其所对应的是欧洲封建制度的多重权威。

虽然从语义分析角度而言，法的范围被大大的扩大了，但更为准确看来，被纳入法的范围的是行政机关经授权颁布的法规命令，作为抽象法的正义、理念并未起到任何实际意义，只是增加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力。[29]虽然德意志帝国宪法时期建立了帝国法院，但该法院只负责裁决各邦的权限争议，其裁决并非严格依据宪法规范，各邦之间的协议和契约于实际中被视为根本法，用以约束各邦不致超过界限。

[18] [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393页。对于我国这样的移植和后发的法治国家，形式主义和法律实证论先天不足，法治现代化的任务远未完成，因而三方面须予注意和警惕：其一，对形式主义法治的扬弃。